成語故事竭澤而漁的故事

解釋：竭澤而漁，抽干池水，捉盡池魚。比喻目光短淺，只顧眼前利益，不顧長遠打算。語出《呂氏春秋·義賞》：“竭澤而漁，豈不獲得，而明年無魚。”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：“焚林而田，竭澤而漁。” 高誘 注：“竭澤，漏池也。”《明史·文震孟傳》：“徐議濬財之源，毋徒竭澤而漁。”

雍季是春秋時期晉國大臣，故事竭澤而漁的主要人物。

狐偃(約前715年～前629年)，春秋時晉國的卿。亦稱子犯、舅犯、咎犯、臼犯、狐子、狐突之子，晉文公重耳之舅，故又稱舅氏。公子重耳(即晉文公)的舅父，亦稱舅犯(一作咎犯)。其父狐突，字伯行，為大戎狐氏(今山西交城卻波村人)。與晉同祖，是晉支族入主諸戎部落者.狐偃忙于大戎。其姊(或妹)狐姬嫁于太子詭諸(晉獻公)后，其父狐突“事晉為大夫”，狐偃即隨其父至晉都曲沃(今山西聞喜)。公子重耳少年時期便受教于狐偃，趙衰等。這幾個人“實左右之，公子居則下之，動則 焉”，成年以后仍是如此。后來楚成王贊他“廣而儉，文而有禮”顯然是狐趙等人耳濡目染的結果。獻公八年(前671年)，遷都絳(今山西新絳，一說翼城)，狐偃隨重耳至絳。獻公十二年，太子申生居曲沃，公子重耳居蒲(今山西隰縣西北)，夷吾居屈(今山西石樓)，狐偃又隨重耳至蒲。獻公二十一年，驪姬誣諂申生有弒君殺父之意，申生自縊身亡。狐偃保重耳“備守蒲城”，一年后出亡。有關狐偃這數十年的事跡，史載不詳。據考，獻公為太子時，重耳即己成人，狐偃寄人籬下，盡為父為師之勞，不會有大的作為，但對晉后期政局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，“文公染于舅犯，故霸諸侯，功名傳于后世。”評價中肯貼切。

狐偃隨重耳出亡時，已逾花甲之年，仍不辭勞苦，夾輔重耳，為他出了很多計策，使重耳最終得以返回晉國，宏圖霸業。

重耳一行離晉后，狐偃力主去狄。當時，齊國是中原經濟最發達的國家，北杏盟約后，齊桓公實際上已成為中原盟主。楚國也是南方的經濟軍事大國。狐偃為何棄強投弱呢?因為他意識到，齊楚千里迢迢，沿途崇山大川，舉步維艱，倉皇出走又缺乏給養，即使能免于追殺，也會困死途中。且齊楚是否肯予接納，也有疑問。而狄近易達，又是重耳母國，納公子重耳應在情理之中。還有狄晉毗鄰，可以觀望動靜，蓄力待時。可見，這個決定不失為上策。

重耳在狄十二年，狐偃反勸他赴齊。此時戎狄勢力大為削弱，己無力幫助重耳“成事”，齊桓公雖年已垂暮，但雄心猶在，欲借晉為助，與秦楚抗衡，維持霸主地位。且“管仲歿沒”，“哀而思始”“求善以忠”，定會收留人才濟濟的重耳一行。至齊后，果然受到桓公的熱情款待，對重耳更是深加恩渥。只是由于齊桓公卒，五子爭立，諸侯叛齊，內外交困，“子犯知其不可以動”，才毅然決定離開齊國。這時，多年的流亡生活已使重耳意志消沉。他枕于安樂，“遂無去心”，“有終焉之志也”。狐偃又與姜氏謀，“醉而載之以行”。如果不是狐偃機智果敢地迫使重耳離齊，重耳只能在齊國茍且一生，文公霸業將無從談起，春秋歷史形勢必會大變。

重耳返國，時值晉動蕩之余。十數年間，晉內訌不已，國亂民憂。先是“驪姬之亂”，繼而獻公去世，里克、邳鄭殺奚齊、卓子，荀息身亡，晉惠公夷吾上臺后，又殺了掌握實權的里、邳等大臣，弄得人心惶惶，眾叛親離。對外惠公背信棄義，發動不義戰爭，使晉元氣大傷。

然而，從公元前636年文公即位，到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戰，前后不到五年時間，文公何以能宣信諸侯，稱雄天下呢?《左傳》云，文公歷游諸國，備嘗“險阻艱難”，故返國后，知“勵精圖治”以求霸。事實上，這是狐偃、趙衰等股肱之臣，幫助文公“蓄愛百姓，厲養戎土”的結果，其中，狐偃更是出了大力。

狐偃等幫助文公革新內政，迅速醫治動亂留下的創傷，從而奠定了與秦楚抗衡的物質基礎。主要措施有：—，選拔優秀人才治理國家，多年來，隨重耳共度患難的一批老臣都被委以軍國重任。二，提倡孝事父母，尊祖敬家，忠于國事，“以厚民性”。三，廢除繁重的徭役，減免苛捐雜稅，資助無力生活和生產者。四，鼓勵農耕，勸有分無，省滅國用，足財備兇。五，“大搜于被廬”，改上下兩軍之制為上中下三軍之制。這些措施對于穩定社會秩序，恢復社會生產，推動工商業的繁榮，提高晉軍的戰斗力，起了積極的作用。從而使晉國呈現了“政平民阜，財用不匱”的昌盛景象。文公四年，晉軍能在城濮大敗楚軍，一戰而成霸業，無疑是改革帶來的必然結果。

文公元年(前636年)，周室內亂，襄王弟昭叔(太叔帶)伙同狄人伐周，占洛邑。襄王避難于鄭，派使者簡師父，左鄢父求救于晉和秦。文公二年，秦軍至河上，將納王。由于晉大亂之余，百端待舉，國力尚薄，文公對勤王事宜遲疑不決。狐偃卻以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和遠見卓識，意識到這是晉成為諸侯盟主的天賜良機。當時，整個局勢對晉極為不利。遠在南方的楚國，自成王繼位后，不斷向北方擴張領土，公元前656年召陵之會后，楚加緊了北上的步伐，大有繼齊桓公之后而稱霸中原之勢。西秦也不偏安于邊陲，一直在覬覦晉國的領土。狐偃當然知道，只有南阻強楚，西扼邊秦，才能入主中原。而此時的晉國，積貧積弱，國步維艱，在經濟軍事方面尚無力與秦楚抗衡。為此，必須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諸侯的信任，提高晉的威望。況周王室同晉宗室有名義上的宗法關系，不納則失之于義。狐偃力勸文公：“繼父之業，定武之功啟土安疆，于此乎在矣。”僖公二十五年(前635年)，文公終于出兵勤王，殺王子帶于隰城(今山西汾陽)，王入城周(今河南洛陽)。周王設宴款待晉文公，并賜樊、溫、原和攢茅等人邑之田給文公。

勤王不僅擴大了晉國的疆域，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晉在諸國中的地位，為晉入主中原創造了必要的條件。

狐偃不僅具有政治家過人的膽識，還具有非凡的軍事才能和大智大勇。文公三年(前634年)楚脅迫陳蔡攻宋，宋求救于晉。從當時的各諸侯國局勢看，晉楚兩國的直接沖突已經不可避免。但是，晉軍在數量抑或質量上都遜于楚軍。面對強敵，狐偃采取“調虎離山之計”，避其鋒芒，以智取勝。他提出：“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，若伐曹衛，楚必救之，則齊，宋免矣。”于是，晉軍伐曹衛，取五鹿(今河南濮陽東南)，三月攻占曹國都城，迫使楚軍撒出宋國。

當楚軍復攻宋國時，狐偃毫不懼色。決心同楚國決一雌雄。他預言：“戰也，戰而捷，必得諸侯，若其不捷，表里山河，必無害也。”打消了晉文公的顧慮。狐偃戰賂上蔑視敵人，是以戰術上重視敵人為前提的。《呂氏春秋》云：“文公將與楚人戰，召舅犯問曰‘楚眾我寡，為之奈何’，咎犯對曰‘臣聞繁禮之君，不足以文，繁戰之君，不足以詐，君亦詐之而已。”在城濮之戰中，晉軍始終貫徹狐偃“詐”的策略。戰爭初期，晉軍“退三舍避之”，使楚軍更加驕橫輕敵。戰爭中間，狐偃、先軫命令晉軍以虎皮蒙馬，馬后拖著樹枝，揚起塵土，制造逃跑假象，“伐其木以蓋其兵”，迷惑楚軍，使楚軍處處被動挨打，以“敗績”告終。

城濮之戰晉勝楚敗的結局，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。它改變了春秋時期中原的政治格局，確立了晉的霸主地位，從此開始了晉楚爭霸中原的百年歷史。關于戰爭的指揮者，有學者認為主要是先軫。事實上，狐偃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。“文公用咎犯之言，而敗楚人于城濮。”是有道理的。連晉文公也盛贊：“偃言萬世之功”，給狐偃以極高的評價。

僖公三十一年(前629年)，狐偃卒。三十二年冬，晉文公卒。可以這樣說，狐偃為晉文霸業付出了畢生心血，無狐偃則無晉文霸業，此譽實不為過。狐偃的品行和才華受到各國諸侯大夫的推崇。宋公孫固稱孤偃“惠以有謀”;曹大夫僖負羈贊狐偃：“可謂賢矣”楚令尹子至見其卿才，甚至“請上狐偃。”狐偃同其父狐突，其兄狐毛還受到后人深切的懷念。原因是，狐偃具有中華民族吃苦耐勞和忍辱負重的傳統美德。流亡途中，歷盡磨難。所經各國，有禮遇，更多的則是冷遇和輕慢，甚至難免乞食，或有殺身之虞。狐偃為了返國大局，忍辱負重，唯力是視，受到時人的嘉許和后人的尊敬。其次，孤氏父子之人忠公體國，具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。驪姬之亂后，狐突派其二子夾輔重耳，逃出晉國。在秦時，當狐偃聽到獻公命從重耳亡者返國，不返者“盡滅其家”的脅迫時，他大義凜然，拒絕回晉。其父狐突也仗義死節，伏劍身亡。兩漢、魏、晉、南北朝及隋唐歷代皇帝都以狐突忠貞報國為忠義楷模，及至宋代，宋徽宗封狐突為忠惠利應侯。七月十四日狐突誕辰日至今仍為交城一帶的傳統古節。最后，作為功績卓著的政治家、軍事家，狐偃在春秋發展史上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。“晉之卒成霸業，偃之力居多，”而晉文公稱霸，遏止了秦楚等生產力發展較為落后的國家的擴張，動搖了西周宗法統治秩序，有利于中原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，那么.狐偃的歷史貢獻則就是顯而易見的了。